精彩文章推介: - 悲慘的苦難中國, 不看就不知, 不說就不知, 所以要敢說敢看, 才可以及早止血.
中國近代史中, 1942年, 1962年兩場大饑荒:
(原本: 亞洲週刋 二十六卷五十二期 (2012-12-30) - 1942效應拒絕信息不透明惡果 ．張倩燁)
蔣介石時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體也有報道。
六十年代媒體也有報道，不過.....怎?報道呢？指定地點安排人去看，當時外國專家去安徽的逍遙津公園去看，安排女子穿著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擺滿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國專家，..寫出報道說中國沒有飢荒，一個英國記者寫了本書，叫《無知的內幕》，也說中國沒有飢荒。
這些外國人寫了之後，新華社翻譯過來，說外國人說中國人沒有飢荒，用來統一思想，控制輿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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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二年行將結束之際，中國導演馮小剛以一部《一九四二》的電影，送別了這個好戲連台的中國政治年。「大飢荒」這個在中國公共輿論中長期冰封的話題，被《一九四二》以文學的形式激活融解。儘管影片關照的年代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九四二年，但飢荒、政治、幾百萬人死亡這樣的關鍵字總會令看過這部電影的觀?想到另一場飢荒——在共產黨統治下，發生於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死亡人數超過三千萬的全國性大飢荒。這個數字，十倍於一九四二。
儘管影評界對這電影有不同的評論，但對中國的苦難史有著深刻理解的觀?與媒體都向這部影片獻上了敬意。在《新周刊》雜誌評選的二零一二年「中國新銳榜」上，導演馮小剛獲得年度新銳人物大獎，《一九四二》也獲得了年度電影大獎。知名媒體人、香港衛視執行台長楊錦麟在青島頒獎晚會上對《一九四二》大加稱讚，並表示應該不要忘記一九六二的悲劇。不少在這頒獎晚會上出現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有同感：追念一九四二，就不應忘記一九六二。許多看過《一九四二》的觀?，都在馮小剛的微博上留言：「下一部，拍《一九六二》吧。」
其實，莫說七十年前的一九四二，就連五十年前的一九六二，被遺忘的速度也那?快。今年四月，《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公然否認發生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大飢荒，震驚了中國民間，引發了二零一二年中國民間對於大飢荒話題的第一次全民討論。
有一個網絡段子是這樣說的：假如你生在河南，在一九四二年的大飢荒中餓死，轉世投胎，「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到了一九六二年，再來一次大飢荒，又被餓死了。更可悲的是，到了二零一二年，你的墳墓在河南平墳運動中還要被平掉。
這個段子以這電影的原著作者劉震雲式的幽默，嘲諷了中國近代史中止步不前的一面：歷史的教訓並沒有被記取，因此人為的災難才會一次次重現。
如果說一九四二年的大飢荒由於日本侵華戰爭與自然災難，那?在一九六二年的和平時期與全國統一、風調雨順的年景裏，發生一場全國範圍內、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飢荒，實在不可思議。關鍵就是信息的透明化，為何官僚層層瞞報，自欺欺人？
因而比災難本身更無法令後人釋懷的，恐怕是這個國家面對災難的態度。災難的源頭原來就是人禍，也是公共政策與公共利益在信息不透明的黑盒子中被扭曲、被犧牲的結果。
歷史是怎樣被遺忘和遮蔽的？記述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飢荒的《墓碑》作者、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周恩來命令當時的國家糧食局局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給各省打電話，統計災情，統計出的死亡人數有幾千萬。下屬們把材料報告給周，周令其馬上銷毀，不要擴散。過了一個禮拜，周又打電話問，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連版都銷毀了，三個人一起銷毀的。後來我又找周伯萍，老先生不說，他問我，你問這個幹什?？」
儘管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統計局曾經承認過一千六百萬的死亡數字，但當年的真相已永遠湮沒在被銷毀的歷史灰燼裏。如今的中國大陸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只用「三年困難時期」將那一場人為的災難一筆帶過，就難怪會有林治波等人的無知言論屢屢出現。
遮蔽歷史等於二次謀殺
在林治波否認大飢荒後，有評論稱，當年由於層層瞞報、遮蔽信息，導致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如今要是繼續遮蔽歷史，就等於是對當年死去的幾千萬人在史書裏的二次謀殺。如果大飢荒的真相不能被公開、三千多萬人命的慘痛教訓不能被記取，造成大飢荒的制度性頑疾無法被根除，大飢荒式的民族災難就總像潛伏在這個國家記憶裏的病毒，總有再次發作的可能。
為何真相不能公諸天下？楊繼繩表示：「一九六二年，沒有戰爭、沒有瘟疫，餓死了幾千萬人，這個問題太大了。這個歷史負擔太重了，他們（中共）沒有勇氣來承擔，可能影響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怕人清算。」
楊繼繩認為：「共產黨應該趁目前執政比較穩固的時候主動放下（歷史包袱），比（以後）被動清算要好得多。」
借電影《一九四二》颳起的輿論風暴，五十年前的這場大飢荒的真相有沒有重見天日之時？「習近平有沒有可能大膽一點，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我的書有沒有可能在中國內地不被禁呢？」楊繼繩說：「我有這個期待。」
楊繼繩認為，毛澤東時代的領導集體，「與習近平今天的領導集體已經沒有太多關係了」，承認這段歷史，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張好牌：主動承擔責任，向天下請罪，這是多少的分量、多少的信譽啊！」
「我對改革還是有期待的」，楊繼繩說，「儘管改革缺乏權威人物，但是權威很容易建立，你做兩三件大事就建立起來了。對黨內民主也有期待，黨內派別可以合法化、公開化，開展政治競爭，這是多黨制的雛形。黨內民主的空間很大，首先是黨內的不同意見可以公開發表，第二個選舉制度，總書記可以選舉產生，最後就要達到黨內派別的合法化。」
楊繼繩：一九四二與一九六二有何不同
四年前在香港出版、至今仍在中國被列為禁書的《墓碑》，作者楊繼繩曾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份、參閱了無數黨史與地方誌資料，親自走進農村採訪，將五十年前的大飢荒盡可能真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按他的計算，那一場全國大飢荒，中國的死亡人數約為三千六百萬人。對照過去，才看得出歷史前進與否。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楊繼繩講述了一九四二年飢荒與一九六二年飢荒的不同，以下是楊繼繩口述：
一，大飢荒產生的原因不同。四二年大飢荒主要是天災、旱災造成的大麥小麥秋收時大量減產。而且在戰亂和天災情況下，而五九年大飢荒，河南也有旱災，但不是特別嚴重，主要是人禍，包括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還是極權制度。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儘管古代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還是做不到的，還有化外之民。但在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每一塊田野，每一個班組，每一個家庭，甚至每個人的大腦和腸胃，每個人都在組織的控制之中。糧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書《墓碑》裏面講，那三年是（氣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二，飢荒的規模不同。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飢荒是全國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個省。
三，大飢荒中媒體的表現不同。《一九四二》裏講媒體沒有缺席（當時《大公報》有報道），看到這一點我非常震動。六十年代，媒體也沒有缺席，但幹的是反面的事情，媒體跟著造勢，「放衛星」，畝產五千、一萬、三萬到十萬斤。但當時吹牛是納稅的，畝產十萬斤的話就得按十萬斤的糧食納稅的，所以糧食徵購非常重。平時徵百分之三十農民就受不了，但那時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餓死人的時候，媒體還在說形勢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餓死人的時候，《河南日報》發表元旦社論：《開門紅，春意濃》，繼續鼓吹大躍進和毛的錯誤政策。
當時有位原新華社河南分社的記者在信陽，九八年我到信陽去調查，我說你當年看到餓死人怎?不報道啊。他說哪敢報道啊，我寫完了也發不了。我說你寫內參也可以嘛，他說彭德懷一個元帥說了句話就被打倒了。
高層對下面的情況是不了解，權力只對權力來源負責任。省委書記只要說讓毛澤東高興的話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樣。所以極權制度不僅封鎖了信息來源，也封鎖了自己。後來六一年定為「調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來，讓警衛員、親友去調查，他的確不知道情況。知道餓死人，不知道這?嚴重。
四，農民的處境不同，自由度不同。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戶，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來的。我在信陽看到逃荒的人用繩索一個人串一大串，遊街、挨打，被關起來，勞動，不給飯吃。被關起來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餓死了，見糧庫更不敢搶了。逃荒也是一種自由，是求生的一種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丟了我的臉。我向上面彙報這裏形勢很好，逃荒就洩露了我的機密，影響我的政績，跟現在截訪一樣。
五，政府的態度不一樣。儘管當時白修德報道後蔣介石也很不高興，但還是盡量減少影響，給錢、救濟糧食，做好這些工作，是一個挽救農民的態度。蔣介石的兩次日記裏寫到過，把大飢荒當作很大的事情來看待的。咱們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難時期，糧食儲備最多的時候，信陽餓死一百萬人，當地糧庫就有大量的糧食。把信陽當地的糧庫打開，信陽就不至於餓死人。當時是糧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僅是糧食，雞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點、進口一點糧食（也會少死人）。起碼作為一個執政者，不管從皇帝到專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還有開倉放糧嘛，但當時都沒有。為什?不開倉放糧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這?嚴重。政治體制非常僵化、行動遲緩。
特供的情況存在，但不是造成飢荒的主要原因。各級領導人層層剋扣糧食，甚至生產隊長、公社這一級多吃多佔，揮霍農民的糧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級幹部是為了享受，基層幹部是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點權力都想多佔食品，這是很厲害的。到食堂吃飯，飯勺——農民的生存權——就掌握在領導手裏。如果你不聽話，偷吃莊稼，就扣你的飯，有人餓死在食堂門口。
六，走出大飢荒的原因也不同。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飢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濟也來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飢荒的原因還是各級農民自救。當時不允許搞包產到戶，安徽的曾希聖明確跟毛澤東提出包產到戶，講了幾次，試試看。當時大面積的包產到戶，農民可以自己尋找食品。當然氣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開一點，農民就不至於餓死。但放開了一兩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了。
七，政府的高層不同。蔣介石時期議員可以批評政府。六十年代大飢荒不同，彭德懷說了一句很溫和的話，就被打成右傾。
八，民間組織救濟。蔣介石時還有民間組織，包括教會，可以救濟。六十年代沒有民間組織，沒有地主，大家一樣窮。社會狀況不一樣。
九，大飢荒過後的認識不一樣，我們先是隱瞞，不讓講，農民餓得不行了，上面來調查，農民餓得走不動，要拄拐棍，但不讓拄拐棍，要裝作沒有餓到的樣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話就封鎖信息。信陽公安局扣下了一萬兩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郵局，是公安局查信。寫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沒有反思，壓制輿論。基層就向上隱瞞情況，高層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一九六一年說是天災、蘇聯逼債。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惹毛不高興，成為後來文革的動因之一。
蔣介石時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體也有報道。六十年代媒體也有報道，怎?報道呢？指定地點安排人去看，當時外國專家去安徽的逍遙津公園去看，安排女子穿著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擺滿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國專家，包括斯諾，寫出報道說中國沒有飢荒，一個英國記者寫了本書，叫《無知的內幕》，也說中國沒有飢荒。這些外國人寫了之後，新華社翻譯過來，說外國人說中國人沒有飢荒，用來統一思想，控制輿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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